下颌线，还有他微微颤抖的右手——那只手，曾无数次在作业本上写下“优”字，也曾在我发烧时，用凉水浸透的毛巾一遍遍敷我额头。
“砚哥。”我听见自己叫他，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他倏然转过头。
四目相对。二十三年光阴，在这一刻坍缩成一道无声的裂隙。我看见他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碎了，又迅速弥合，只余一片深不见底的静水。那水里，沉着少年时的月光，也浮着中年后的霜雪。
“阿沅，”他忽然开口，声音异常平静，“还记得咱俩第一次一起种地吗？”
我怔住，随即，记忆如决堤之水，轰然涌至。
那是我十五岁，他十八岁。村东头那块“懒汉地”，多年抛荒，野草齐腰，土质板结，村里人都说种不出东西。可他不信。他借来生产队的老牛和犁铧，整整犁了七天，把板结的硬土翻了个底朝天。我每天放学后跑去帮忙，他教我辨认草籽，教我如何把豆种按三寸间距埋进松软的垄沟。我笨手笨脚，豆种撒得歪歪扭扭，他也不恼，只是蹲下来，用手指把歪掉的种子一颗颗扶正，再覆上细土，轻轻拍实。
“种地跟做人一样，”他一边覆土一边说，声音混着泥土的微腥，“坑挖浅了，苗站不稳；土拍太实了，根喘不过气。得刚刚好。”
那天傍晚收工，夕阳熔金，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交叠在新翻的黑土上。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粒饱满的紫苏籽。“我娘说，紫苏耐活，不怕旱，叶子还能入药，泡水喝，治咳嗽。”他挑出一粒最大最圆的，放在我摊开的掌心，“你种，我帮你浇。”
我低头看着那粒小小的、墨绿色的籽，它躺在我的掌纹里，像一颗微缩的星辰。我抬头，撞进他眼睛里——那里没有少年人的羞涩，只有一种沉静的、近乎虔诚的专注，仿佛我掌心里托着的，不是一粒种子，而是整个春天。
我种下了它。就在那块“懒汉地”的最南头，用一块青砖做了标记。
第二年春天，紫苏真的发芽了。细弱的茎秆顶开泥土，舒展两片嫩绿的心形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我每天跑去看，数它长高了几寸，添了几片新叶。陈砚偶尔路过，会驻足片刻，目光扫过那株紫苏，再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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