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青石，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陈李氏之墓”，漆已斑驳，红得黯淡，像凝固的血痂。
昨下午，我蹲在那块青石旁，用带来的小铲子，一点点清理坟头疯长的狗尾巴草和葎草。杂草根系盘错，拉扯着泥土，我手指被草叶割破，渗出血珠，混着黑泥，黏在指腹。我拔掉最后一丛葎草，露出底下半截朽烂的木桩——那是当年插在坟头的引魂幡残骸。我把它拾起来，木头酥脆，轻轻一捏，便簌簌落下褐色粉末。
就在我直起身时，余光瞥见坟后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根部，泥土微微隆起，颜色比周围新些，松软些。我蹲下，用铲子小心拨开浮土——下面是一只褪色的蓝布书包，拉链锈死了，我掰开搭扣，里面静静躺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印着褪色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字样，内页纸张泛黄发脆，边角卷曲。我翻开第一页，是他娘娟秀的字：“一九七三年三月，砚儿今日背会《岳阳楼记》，全文无错。奖他两颗糖。”
我合上本子，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骨肉。雨水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打湿我的睫毛，也打湿了本子的硬壳封面。我没有撑伞。就那样站着，任雨水冲刷脸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洗掉心头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愧疚——当年，是他娘，在我爹酗酒打人后，悄悄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和一块粗布手帕；是他娘，在我发高烧昏睡三天时，整夜坐在我床边，用蒲扇为我驱蚊，用凉井水浸湿毛巾敷我滚烫的额头；是他娘，在我初中毕业因家贫差点辍学时，翻出自己压箱底的银耳环，托人卖了，换回三十块钱，塞进我书包夹层……
而我，却在他娘下葬后第三天，跟着周老师去了镇上。
我没去送她最后一程。我甚至没在她坟前，磕一个头。
“阿沅。”陈砚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出来。
他不知何时已走近，站在我身侧半步远的地方。他没看我，目光落在那块青石坟碑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才低声道：“她走前，一直在问你。”
我闭上眼，一滴泪终于砸在手背上，烫得惊人。
“她问……你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穿暖衣？有没有……好好读书？”
我睁开眼，泪水模糊视线，却仍能看清他侧脸上绷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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