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朝廷，但弊则在于增加地方钱粮困难，降低地方灵活赈灾平叛的能力，限制了地方官敛财的能力。”
“所以，儿臣想着，要让地方官不因为地方钱粮过度不足而为维系衙门开支，被迫在火耗归公的基础上，又巧立其他耗损名目；乃至被迫收地方缙绅大户孝敬来维持衙门运转，就得把火耗归公后，给地方官员一笔钱，让其维持开支，以免其打着安稳地方民情的名义丧失廉德。”
“这样……”
“也能够有充裕的钱，去维持与上官的关系，和招待过境大员。”
据弘历所知，清朝官员最大的开支，很多时候不是自己个人的享受，而是给上官送礼以及招待过境官员，这两项都是大头。
晚清大员张集馨就在回忆他当粮道官时也说，光是给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他都得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也要两百两，水礼四色；
另外……
他还得统筹地方对过境大员负责招待。
每次招待，要上席五十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鹿尾，中席必鱼翅海参。
关键是，大宴无月没有，小宴无日没有。
另需备程仪，哪怕是章京这样的小官过境，也得备程仪一二十两到四五十两不等。
他作为粮道，还得给京官每年准备炭敬五万两。
而他的粮道每年收入也就约六万两。
所以，收支不抵时，据他自己回忆，他全靠养廉银支撑衙门日常运转。
清朝眼下，地方上虽然没有养廉银，但火耗收入，却是承担了送礼和招待后的日常运转所需资金。
雍正把火耗归公，让火耗收入虽然标准化，明确化，但也的确会影响地方运转。
弘历也就趁此说出了这个问题。
“如此一来，儿臣就想到了‘养廉银’这个词。”
“顾名思义，朝廷是为养廉而额外拨钱于地方官员。”
“这样，但凡有点廉耻的，就不会过度贪婪，让火耗归公变成弊政。”
“而对于过度贪婪的，在养廉银制度推行后，还在钦定火耗标准外加征的，在被朝廷惩治时，也没有理由再诡辩说，自己是为稳定地方而不得不额外加征。”
“更重要的是，朝廷是把钱给到地方官员手里，不是让地方官员自己去通过胥吏士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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