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木头椅子上还放着本属于卫燃的LV皮箱，那只箱子里放着的，是当初他留下来的咖啡萃取壶和杯子之类“让人感觉还活着”的东西。
继续移动视线，他们还看到了另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旁边还放着一口木头箱子。
在不断闪烁的闪光灯提供的短暂照明中，托马斯用他的塔妮娅留下的相机，一丝不苟的拍摄着这间地下室里的一切。
也正是在这不断的闪光中，卫燃举着手电筒走到那口箱子的边上，轻轻掀开了木头盖子，露出了一本账册。
轻轻掀开账册，这上面详细的记录着这座学校里发生的一切。
哪一天在哪里捡到了一个女孩或者男孩，她或者他叫什么，年纪多大，父母是谁，是否遭遇了伦尖，是否怀孕，是否致残。
哪一天在哪里交易到了什么或者捡到了什么，这一天消耗了什么，还剩下什么，以及急需什么。
随着一页页的翻下去，这本账册里出现了一张张整齐排列黏在纸上的拍立得照片。
照片之下，还留出一条缝隙，写下了照片里的孩子的名字。
在这本账册里，他找到了1993年12月18号的记录：一些善良的游击队员们送来了孩子们急需的物资和药品，也送来了一位像天使一样善良的女医生和名为希望的东西。
作为感谢，米哈伊尔先生把他珍视了一辈子的游击队之星送给了他们。
他后来和我们说，他从没想到，他有机会给德国人颁发游击队勋章，但那些人有资格得到那枚勋章。
继续往后翻，卫燃在看到最后一页的记录时不由的怔了怔。
“1994年4月8日，这里有四名老师和一名校医，另外还有39个孩子。
我们已经被全部埋在了地下室里，浓烟已经开始蔓延，我们大概已经没有机会逃出去，更没有机会活着看到萨拉热窝迎来和平了。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我们决定留下这段文字。
在我们这39个孩子和五个成年人里，有塞族，有克族也有穆族。
他们有的是被克族和穆族伤害过的孩子。
他们有的被冠以“塞族”的罪行遭到凌辱。
他们有的，被顶着所谓“克族”或者“穆族”的名义的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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