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专题会商，他们都没有进行反对，说明他们是认可了这次医改。是不是连他们一起问责了。再说，医改政策是否能够实施，是江一鸣同志一个人说的算的吗？是江城市委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结果，肖树民同志更是作为一把手的最终拍板者与政治责任人。要追究责任，应该把他们一起追究了，而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更何况，药品挤兑的导火索是不良媒体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式传播！同时也有部分医院为了抵制医改政策调整而擅自限供，加剧了群众恐慌性购药行为，而根据江城市的调查线索反馈来看，这些不良媒体的报道以及医院的抵制，并非源于孤立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所以此时就断言责任归属，既失公允，更失治理本义。”
“在讨论责任问题的间隙，我向大家反馈一个消息。国家医保总局向我非正式反馈，他们经过调研，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准备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予以推广。这说明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政策基础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也并非政策本身的失当。”
“在国家医保总局准备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予以推广之际，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岂非以“手术刀”削砍“播种者”，用“显微镜”苛察“拓荒人”？”
听到杜家乐的话，李玄章和雷亮对视了一眼，都没有想到国家医保总局的反馈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它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政策背书，更是一面映照治理成色的明镜。
“此次召开会议，是根据上面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系统复盘与精准定责，为后续政策的制定、优化与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而非止步于个案纠偏或情绪化问责。”
杜家乐询问道：“大家将话题回归到药品挤兑事件的本质症结上来，而非止步于责任归属的“切口式”归因，更非陷入“追责—免责”的二元对立迷思。”
听到杜家乐的定调，李玄章和雷亮心里直骂娘，为何你一开始不讲清楚？这不是故意让自己等人陷入被动接招的窘境？
会议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散会。
接下来的几天，江城市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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