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依据，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这样我们才会同意退出。”
邵永永自然无法同意这一要求，一方面他不清楚对方具体预定了多少原材料，另一方面财政也没有相关的补偿预算。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邵永永叮嘱对方务必做好充分准备，确保产能和质量达标后，便离开了企业。
随后，邵永永又找到了其他几家产能不达标的企业进行座谈，发现对方的回应基本相似，均表示不愿主动退出，并要求政府提供补偿或依据。
于是，邵永永前往江一鸣市长的办公室，将核查情况和企业反馈如实作了汇报。
“市长，我本来劝他们主动退出，但他们坚持认为退出将导致不可承受的经营损失。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种确实是做了相关准备，退出会面临巨额损失；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履约，只是想借这个合同进行融资或市场炒作。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江一鸣沉吟片刻后说道：“既然他们坚持要履约，那就做好跟踪监测工作，以免出现断供、降质或延迟交付等风险。我们必须提前防范，确保患者用药不受影响。”
邵永永立即回应：“好的市长，我会紧盯着他们的履约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等邵永永离开后，江一鸣亲自打电话给临江市委书记郭临野，随后又联系了自己的堂哥江永晨，进一步讨论了相关事宜。安排妥当后，江一鸣就没有再过多干预这件事。
虽然他觉得这中间很可能存在问题，但当时在签订合约时，合同并未约束中标单位必须产能达到要求，只约定了供货数量与周期，未对产能真实性、能耗匹配度、GMP动态合规性等关键履约能力指标设置前置核查门槛。
此时如果强行要求企业解除合约，这些企业一旦炒作并进行行政诉讼，反而会更加麻烦。
因此，他决定在既定合同框架下允许企业继续履约，但加强防范和准备工作。
最终，江城市药品和医疗器械集采工作告一段落，中标价格发布后，引发了全国医药行业的广泛关注与深度讨论。
毕竟，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降幅达到了六成多，许多人此时才意识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原来虚高这么多。
尤其是在网络上，相关讨论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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