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保护伞，某种程度上更多是制度性产物。
一打一大片，恰恰是我们现在制度化治理水平提高了，低级官员和单个人做不成了，所以会有位高权重者被称为保护伞。
反腐败理论里，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公式：腐败行为等于腐败动机加腐败条件。
这里的腐败条件，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的空子。
为了堵住原有的制度漏洞，人们会设计出更加复杂、更具制衡的制度出来。
制度更完善了，怎么还会有保护呢？
这是因为，单个官员的可操作空间少了，但并不可能完全杜绝这个空间。
行政是有多个主体、多个体系联动的结果，再怎么弥合行政缝隙，行政环节之间，总是要有人去扣上的。
一旦有人抓住关键点，攻入行政环节，就有可能破除其完整性。
结果就是，个体的腐败是止住了，但很可能是以集体性的腐败为代价。
沈青云就很清楚，比如说过去在交警执法过程中，执法过程差不多是一手交罚款，一手交罚单这么个过程。
但罚多少、怎么个罚法，可以商量。
这就滋生了很多腐败，随着制度和技术的更加完善，一线交警执法可操作的空间很小，结果就是，违规者就会从其他的更高环节去攻入。
说白了，通过各种关系的帮助，最后往往会让违法者逍遥法外。
这听起来很离谱，但沈青云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仔细分析，其实原因也就那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内部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在市以及市以下的政治社会场域中，利益共同体的有复杂的内涵。
人们很容易在同事关系，业务关系，人情关系和市场关系中建立勾连，人们就容易借助这些复杂的网络关系不断增强各自的社会资本。
再者，就是这些保护伞之间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说白了，贪污腐败分子的实力取决于其内部组织能力和利益链接能力。
一个内部组织松散，又容易出幺蛾子的组织，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怕是不屑于打交道，因为风险太大。
沈青云上辈子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案例，过去的时候，小开发商很多，暴力拆迁也很多，出事也特别多。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对开发商的资质和实力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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