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南方徭役轻而田赋重。
而按照一条鞭法的要求，将徭役摊入田赋，对于南方百姓来说自然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南方农民以较轻的徭役摊入产出较多的土地，自然轻松简便，而北方农民以较重的役摊入本就所出不多的土地，自然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税负，只能放弃土地，举家逃亡，沦为流民，这是朱载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所以不仅是葛守礼，很多的北方出身的官员都不能接受折银，高拱也说道：“陛下，夫江南以地科差，盖田之收入既多，又十年始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若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沙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者亦有之，又年年应差，并之于地，无怪农民之失所也。”
这确实是朱载坖所担心的事情，一条鞭法并非对百姓友好，他所增加的白银收入，会使得百姓承担极大的风险。
而吏部尚书杨博也说道：“陛下，白银虽然重要，然粮食才是根本。大军调动，战马繁育，都需要天量的粮食，京师百万生民，京营、亲军，也都需要粮食，本色必不可少也。”
杨博说的也是正理，京师所需要的粮食是天量的，除了北方诸省的粮食供应之外，每年的漕粮才是维系京师和附近诸军的根本，必须要保证足够的漕粮才能够保证京师的安稳。
但是一条鞭法有没有可取之处呢？朱载坖认为还是有的，就是规定官收官解，减少百姓的负担，这一点是所有大臣们都认可的，总分收解，责成有司，小民便于输纳，不受扰害，国家亦收实课，不致缺用。朱载坖的意思是一条鞭法中有利的部分加以推行，有争议的暂且搁置。
比如全面折色，这在大明是显然无法立即实施的，但是官收官解是可以实施的，还有就是简化赋税科目，大明的赋役税目繁多，各部、各衙门都有自己的摊派，这导致赋税的征收极为困难，官吏倚税目之多，以无捏有，以少征多，盘剥百姓。
而在一条鞭法中，要求以县为单位，将各色税额并为一则，除田赋米麦以本色照常征收外，其余所有杂色赋役均摊与本县田地，然后得出税率，后每户发给由贴，民户依所载数额以及期限缴纳，同时各部院和户部要查实，将不该征收的杂色加派全部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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