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看朝廷的官盐，是根本无法满足淮盐行销地区百姓的食盐需求的。而这些地方却又没有发生缺乏食盐的情况，这就奇了怪了。
王国光是担任过巡盐御史的，对于两淮的盐务还是比较了解的。两淮盐区，淮南用煎熬法，淮北用摊晒法，从事海盐生产。煎熬法，既有聚团公煎，也有小灶锅 。聚团公煎者，2—6人共一盘铁，日可煎盐600斤，年可煎盐二十一万六千斤。有盘铁1926．25角（嘉靖三十年之数），年共产盐四亿一千万斤。小灶锅，一家通夜可熬2锅，一锅盐30斤，即日产盐60斤，年产盐两亿一千万斤。淮南灶户9308人，每人岁可办盐二十一万六千斤。
淮北一夫一日晒盐可得200斤，一年以120日晴天计，一夫一年得盐两万四千斤，淮北灶丁17382人，岁可办盐四亿一千七百万斤。
这个数字就和食盐的产销比较接近了，嘉靖三十四年，两淮巡盐御史杨选估计的370万引、7．4亿斤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两淮盐业的产量是足够满足行盐地区需求的。行盐地区的食盐消耗与两淮盐生产能力是相适应的。因此，两淮行盐地有相当部分的食盐是由两淮私盐提供的（此外亦有浙福川广之“邻私”），如淮安府、扬州府，迫近海荡，遍地私盐，而现在全国每年固定行销官盐5亿斤左右，户部统计人口约1．5亿，相应的食盐需求为18亿斤，亦即食盐市场2／3以上被私盐侵占，朝廷盐税征税面狭窄，盐税大量流失。
这些事情，其实现在朝野都是清楚，至于原因嘛，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欲多行官盐，必危及私盐。而私盐在市场上反较官盐更具竞争力，原因在于官盐价昂质次，私盐价廉质优。官盐税重，又要负担种种需索，成本高，售价必昂；私盐无需纳税，成本低，定价自由。
官盐由劳役制下的灶户生产，缺乏生产积极性，只管盐课足额，不重盐质；盐官收盐，也无品管之责；商人售盐，引岸固定，盐质不碍销售，甚至于杂沙土以诈民。私盐注重品质，宁可出高价收购，灶户也乐于售优于私。造成私盐品质优良，而官盐色劣味恶，不堪于食。官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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