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当然也是认同朱载坖的这个看法的，之所以朱载坖对于丘云章、杨四知等人予以重惩，除了朱载坖对于这些人的人品极度鄙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保护这些重臣在致仕甚至是身后不受清算，这点对于朝廷是极为重要的，重臣们要能够发挥作用，一展志向，不仅仅要皇帝信任，更加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重臣们能够不因实施政策得罪于人之后被清算。
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于大明的臣子们来说，能够像高拱、张居正这样不惧物议，甚至不惜身后之名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和丘橓一样出位沽名，党同伐异的才是绝大多数，重臣们也不是傻子，他们也会权衡利弊，如果为朝廷出力之后，还是能够保全自己的子孙，他们当然愿意为国为民出力，可要是不能的话，他们更多的就是保全自己了。
王锡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锡爵和申时行，并非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一样都是满腹经纶，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官僚，对于大明当时的问题，他们一样都有所察觉，但是他们最终都选择了缄默，原因是什么？之前这么多首辅重臣们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能不明白吗？无论是忤逆皇帝还是意图力挽狂澜有所作为，日后都难免清算，这点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当然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申时行选择了混，王锡爵选择了走，用后人评价王锡爵的一句话就是：“立朝有砥柱之正色，奉亲有孺慕之极思。心虽不谅于当世，而忠诚孚夫人主。泽虽未究于斯民，而声称浃乎于兹。知难而退，成功不居，夫虽古之名臣，则将斯如也哉？”
而申时行则是选择不作为，当然，他也不敢有所作为，张居正的例子就在他眼前放着，张居正是什么下场他是很清楚的，而他既没有张居正的权柄，也没有张居正的魄力，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对于申时行是很器重的，这就使得申时行本身就有嫌疑，申时行一直挣扎在其中，在文渊阁苦苦支撑了九年。
用后世人的评价就是：“以居正素昵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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