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那个沉甸甸的大哥大，拨通了红旗书记的电话。先是汇报了于伟正书记原则同意对电厂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支持的好消息，然后，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在于书记办公室门外隐约听到的、关于有领导过问举报信的事情，尽量客观地转述给了红旗书记。
红旗书记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很镇定：“唉，估计还是曹河酒厂那件事引出来的。酒厂啊四百多号工人，租了几辆大客车，跑到省政府门口去拉横幅了，要求县财政兜底，解决酒厂的债务问题，帮他们恢复生产。省市几家银行前前后后贷给曹河酒厂两千多万，现在产品严重积压，亏损窟窿越来越大，银行早就断贷了。县里哪还有钱往里填？根本填不起啊。”
曹河酒厂我是知道的。在平安县的高粱红酒厂凭借纯粮酿造和独特口感崛起之前，曹河酒厂在东原及周边地区一家独大，风光无限。但后来他们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放弃了传统的纯粮固态发酵工艺，改用酒精勾兑，口感、品质一落千丈，市场份额迅速被高粱红酒厂占领。
郑红旗叹了口气，接着说：“这样吧，朝阳，明天晚上我想约一下张市长，当面汇报一下这个事。顺便把老马和友福也叫上，一起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思路。”
我立刻猜到，红旗书记可能是想借助平安县高粱红酒厂的技术、品牌或者市场渠道，来拉曹河酒厂一把，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或重组。
我马上说：“红旗书记，我现在正好在市政府这边。要不，我去请示一下张市长，看看他明天晚上是否有时间？地方我来安排，定好了我让我的秘书杨伯君通知蒋秘书。”
郑红旗没有拒绝：“也好，那就辛苦你了朝阳。现在这个时机比较敏感，咱们范围尽量小一点，人多了目标大，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次学武和尚武他们，咱们就先不叫了。”
我明白他的顾虑，在这种敏感时刻，私人场合的沟通更需要把握分寸。挂断电话，我在楼顶又站了一会儿，俯瞰着这座正在艰难转型的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
接着，我下楼来到了市长张庆合的办公室。相比于在市委书记办公室的谨慎，在这里我显得自然多了。我熟门熟路地先给张叔的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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