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怕打扰您工作。
我笑了笑道：“说说吧，怎么把你的分工调整了！”
局里……局里分工调整，是党委的集体决定，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后勤保障和涉案财物管理，都是重要工作，我一定尽力做好……”
“屁话！”我打断他，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的份量，“服从组织安排？那你昨天在万政委面前嚷嚷着要撂挑子、下海做生意，也是服从组织安排？”
廖文波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他没想到这事这么快就传到了县长耳朵里，嘴唇嗫嚅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县长，我……”
“行了，我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我摆摆手，放缓了些语气，“心里有怨气，很正常。但我要听实话。这次分工调整，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觉得委屈了？觉得不公？”
廖文波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最终，他似乎下了决心，抬起头，眼神坦荡地看向我，声音低沉但清晰：“县长，要说一点想法没有，那是骗人。薛红的案子，我和刑警队的兄弟们蹲了半个月冰天雪地，刚把人抓回来……就调整分工。这……确实有点寒了兄弟们的心。”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至于为什么……可能……可能是我平时工作中，对田书记的一些指示，理解执行得不够到位吧。”
他这话说得很含蓄，但意思很明白——他被排挤了，因为他不够“听话”。
“嗯，知道了。”这和田嘉明汇报的不一样，看来这田嘉明问了陈大年，真是煞费苦心啊，我没有深究细节，只是点了点头。点到即止就够了，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透。我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找你过来，主要是想问问薛红案子的具体情况。你之前参与了前期调查，也负责过一段时间的侦办。据你们的调查，薛红手里卷走的钱，大概有多少？”
廖文波神情立刻严肃起来，认真回忆道：“县长，根据我们前期在石油公司查账，以及对她个人经济状况的调查分析，初步判断，被她转移和侵吞的金额，应该不少于两百万人民币。具体需要深挖，不过人交给城关所，但这数字……应该大差不差。”
“两百万？”我微微皱眉，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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