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有的人直接走了，有的人被带向另一个方向。
走了的，是过关了的。
被带走的——还需要继续审查。
轮到刘魁。
教室里，课桌拼成了一张长桌。后面坐着三个人。一个穿军装的，两个穿中山装的。桌上摆着一摞档案。
刘魁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背脊挺直。
穿军装的翻开档案，扫了几眼。
“刘魁。原伪满警察厅特务科情报股股长。对吧？”
“对。”
“任职时间？”
“康德元年到康德三年初。康德三年被架空学习了几个月，后遇枪击受伤昏迷。此后再未回归特务科任职。”
穿军装的抬起头，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
“枪击受伤？”
“对。”刘魁指了指左胸。“枪伤三处。大腿、手腕、胸口。住院半年多。醒来以后就一直在家休养。”
穿军装的在档案上记了几笔，又问：“任职期间，参与过哪些行动？”
刘魁沉默了两秒。
然后他说：“拿纸笔来，我自己写。”
三个审查人员互相看了一眼。
穿军装的犹豫了一下，推了一沓白纸过去。又递了支钢笔。
刘魁接过笔，低下头，开始写。
他写了三个半小时。
从康德元年冬天第一次跟着出外勤，到康德三年初最后一次坐在情报股的办公室里。中间每一次行动、每一个经手的人、每一份签过字的文件，能记得的，全写了。
名字。时间。地点。经过。结果。
有些人的名字他记不清了，就写了外貌和大概年龄。有些事情的具体日期模糊了，就写了季节和前后关联。
三十七页。
写到最后几行的时候，笔停了一下。
然后他把赵怀远的事，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
包括那天早上的温度。包括白桦树林里的乌鸦。包括“去找你妈”那三个字。包括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刻，风从松花江面上吹过来的方向。
写完了。
刘魁把笔放下，将三十七页纸整整齐齐地码好，推到了对面。
三个审查员翻看着这份材料，没有人说话。
教室里只有翻纸的声音。
穿军装的看完了最后一页，合上，看着刘魁。
“今天先到这里。你回去等通知。”
“好。”
刘魁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住。
“同志。”他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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