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丧事。
天没亮就开始忙活了。
吕梁被叫去干各种杂活——搬桌子，摆凳子，烧水，劈柴，去村口接来吊唁的亲戚。他忙前忙后，像一头不知道累的驴。
他表面还是那副傻样子。
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动作笨拙，眼神呆滞，偶尔咧嘴笑一下。
但他的手很稳。
劈柴的时候，每一斧头都精准地落在木头的裂缝上，咔嚓一声，一分为二。
搬桌子的时候，他一个人搬两张，稳稳当当，不摇不晃。
接亲戚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带路，步伐不快不慢，始终和后面的人保持合适的距离。
这些细节，大多数人没注意。
但周小禾注意到了。
她站在灵堂门口，看着吕梁在院子里忙活的背影，眼神复杂。
她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
这个男人，昨天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今天干起活来却比谁都利索。
他傻吗？也许是。但傻子能有这么稳的手？傻子能这么听话地把每件事都做得妥妥帖帖？
她不敢往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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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事办完了。
下午三四点钟，最后一批亲戚走了。
院子里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烟头、瓜子壳、用过的纸杯。桌椅歪七扭八地摆着，像打完仗的战场。
周小禾站在院子中间，看着这一切，脸上没什么表情。
李国良走了。
现在这个院子里，就剩她一个人了。
不，还有二驴。
二驴没走。
他正蹲在院子里，把那些歪倒的椅子一个一个扶正，摆好。动作很慢，很认真，像在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周小禾看着他，忽然觉得嗓子发紧。
她转身进了屋，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两个杯子，放在桌上。
“二驴。”她喊了一声。
吕梁从院子里走进来，站在门口，身上全是灰，脸上也脏兮兮的。
“来。”周小禾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坐。”
吕梁走过去，坐下来。
周小禾倒了两杯酒。酒是李国良生前藏的，一瓶没开封的洋河大曲，一直放在柜子最里面，舍不得喝。
她把一杯推到吕梁面前，自己端起另一杯。
“你良哥走了。”她说，“他走之前，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
吕梁看着她。
她没喝酒，把杯子放下了，两只手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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