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的某个清晨，查尔斯坐在壁炉边，手里拿着一份还带着油墨味的《每日电讯报》。炉火在木柴的噼啪声中稳定地燃烧着，将起居室染成一片琥珀色。
他的目光落在文化版的一则短评上，手指无意识地收紧，纸张边缘起了细微的皱褶。
评论者以那种略带居高临下又难掩好奇的典型笔调写道：
“……近来，一位笔名为C.C.凯普莱特的年轻人，正以其独特的‘科学罗曼史’作品，在伦敦某些挑剔的读者圈中激起涟漪。从《被盗的杆菌》的狡黠讽刺，到近期于伦敦大学学院一次引人深思的讲座，这位作者展示了一种天赋。
“他可以将坚实的科学素养与近乎病态的想象力熔铸一炉，勾勒出令人不安却又无法忽视的未来图景。有听众私下称，聆听其演讲时，恍若目睹一位来自病榻的预言家，以燃烧自身生命的冷静，叙述着明日世界的种种可能与悖论……”
“来自病榻的预言家”。
这个称呼，带着维多利亚时代对“天才”与“病弱”浪漫化关联的想象，也精准地捕捉到了C.C.凯普莱特公开形象中最具戏剧性的那一面。
而《蓓尔美街报》作为首秀报纸，不甘示弱，动作更大。卡特编辑亲自操刀，用几乎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查尔斯讲座的详细摘要，并配以一篇热情洋溢到近乎浮夸的编者按。
文章将查尔斯描述为“本报发掘并引以为傲的新星”、“兼具数学家之严谨与诗人之狂想的独特头脑”，并盛赞其讲座“不仅照亮了科学幻想的疆域，更对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进行了一次锋利而慈悲的叩问”。
文章末尾，卡特甚至隐晦地提及了此前一些报刊对查尔斯诗作的批评，将其轻描淡写为“庸常者对非凡者本能的拒斥”，并信心十足地预言：“凯普莱特先生的思想，必将如他笔下那些‘被盗的杆菌’一般，在我们辉煌的时代中悄然传播，引发更深远的变革。”
苍白。敏锐。与世疏离。天才。预言家。
这些词语印在粗糙的新闻纸上，油墨的气味混杂着早餐红茶氤氲的热气，形成一种极不真实的阅读体验，仿佛报纸上讨论的是某个与他同名同姓却截然不同的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承载着期望、解读、乃至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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