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需要了解过去几年的案例，掌握红方活动的规律，无可非议。
没有人会质疑一个年轻少佐的勤奋，尤其是当这个少佐姓藤原的时候。
课长还表扬了他，说藤原君虽然年轻，但做事的认真劲儿，比某些混日子的老家伙强多了。
副主任的身份让藤原澈有权限查阅大部分档案，但那些标注为“极密”或“军机”的最机密文件，仍然需要课长本人签字。
不过藤原澈发现，移送相关的档案并没有被标注为机密。
它们被堆在角落的两个铁架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人翻阅过。
藤原澈花了一周整理出了完整的移送记录，昭和十五年（1940）年底至今，从特高课手中移交给防疫给水部的“实验材料”共计三百八十七人。
档案里没有用“人”这个字，用的是“件”。
三百八十七件，每一件都有编号、性别、大致年龄和体格数据，以及移送日期。
偶尔在备注栏里会出现一些简短的描述，比如“左臂有旧伤”、“门齿缺失两颗”、“妊娠约四月”。
把三年的移送数据按月份排列，防疫给水部每个月都从特高课接收的实验材料，数量从未低于十人。
战事最紧张的几个月会略高一些，最高达到二十人，如果当月的实际抓捕人数不足，移送的缺口就会由其他来源填补。
档案里没有写明来源，但藤原澈认得那些编号前缀。
“WG”是汪伪政府监狱转来的，“KB”是宪兵队拘留所直接移送，“76”则代表极司菲尔路76号。
也许，藤原澈每次放走一个红方，就有一个平民会被抓去凑数。
藤原澈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光救人没有用，一定要把它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