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脸，面部骨骼的重叠度，超过七成。我推断，她是我这具身体的生母。”
谢长峥一动不动。
他的视线从那张泛黄的照片，缓缓移到苏晚的脸上，又移了回去。
月光勾勒出他沉默的侧脸轮廓，他没有说“真的很像”，也没有发出任何表示惊讶的声音。
他只是看着，看了很久。
苏晚收回目光，继续说下去，指尖点向了那些写满日文和公式的纸页。
“这个人，渡边清一，是苏蕙兰当年的学术通信伙伴。东京帝国大学的光学教授，也是渡边雄一的父亲。”
“从1926年到1932年，他们通信了六年。九一八事变后，渡边清一被日军征召，成了军方的光学仪器顾问。”
“这张，是K-17实验报告的残页。这是我母亲关于‘弹道信息预置模型’的研究。南京沦陷后，这份报告被渡边清一从金陵女子大学的资料室里带回了日本，改编成了日军九九式狙击步枪的瞄准镜校正算法。”
苏晚的声音依旧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战情报告。
“他爹偷了我妈的理论做枪。他拿他爹的枪来杀我。”
这句话，她之前在脑子里想过一次。
现在，当着谢长峥的面，对着这一地冰冷的物证再说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重量。
她的指尖，移到了那封遗信上。
“这是苏蕙兰写给渡边清一的绝笔。信的最后，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几乎被磨掉的字。”
苏晚一字一句地复述出来：
“雄一若见此信，请转告晚儿——母亲一生做过最好的事，不是写公式，是生了她。”
念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依然很稳，没有一丝颤抖。
但她放在膝盖上的右手，食指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三下。很轻微，但在死寂的棚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断裂了。
最后，她讲到了那个白衣女人。
“她身上有医用乙醚的味道，带着圆规胸针，用袖枪。她告诉我，‘你母亲没有死’，活在宣城以南。”
“渡边雄一在废弃的教室黑板上，用模仿女教员的笔迹，写下‘苏蕙兰女’四个字。这张名册上，寄养地的名字被他亲手剜掉了，但从残存的墨迹看，指向的也是‘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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