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平的目光灼灼，带着不容拒绝的决绝：“我许昌平此去庐州，自当竭尽全力站稳脚跟！若这厂子真能落户庐州，那我就是它最大的靠山！
是我许昌平任内最重要的项目！
我向你保证，只要我在位一天，谁敢动它一分歪心思，打它的主意，想从中渔利、揩油、下绊子，我许昌平第一个不答应！
我豁出去这张老脸，豁出去这个位置，也要做那拦路的虎，挡风的墙！
你只管安心搞你的技术，一门心思追赶国际水平，其他的我都替你挡着。”
他今年已经五十有四，再干最多两届就要退居二线，如果能在人生事业的最后关头，成就这么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那么即使背负一些骂名，背负一些用人唯亲，甚至可能来自有心人的权钱交易的指控，那又何妨？
许昌平的话语，如同重锤，一字一句砸在陆阳心上，也在空旷的市长办公室里激起无声的回响。
那“建到庐州去”的请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承诺，“豁出去这张老脸，豁出去这个位置”，“做那拦路的虎，挡风的墙”带着一个父亲的托付、一个官员的执着，一个国人的期盼，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办公室里陷入了比之前任何时刻都要凝重的沉默。
墙上的挂钟“嗒、嗒、嗒”地走着，声音清晰得刺耳，丈量着这凝固的时间。
陆阳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份沉重的、带着多重枷锁的承诺。
五十亿的投资，世界级的技术壁垒，本就如同行走在刀尖。
他根本就没有太多把握。
然而，他能拒绝吗？
眼前这个男人，是许思琪的父亲，是他刚出世不久的女儿的外公。
刚刚才近乎认命地托付了女儿和外孙女的未来。
这份掺杂着无奈与妥协的亲情，像无形的藤蔓缠绕着他的心。
更重要的是，许昌平眼中那份对民族工业奋起直追的偏执使命感，那份“功在千秋”的灼热，深深灼痛了陆阳。
他想起自己描绘蓝图时内心的激荡，想起追赶西方列强的宏愿。
连眼前之人都愿意赌上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段，他又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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