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平沙县六家民营企业，提出一个紧急诉求。”
“最近半个月，我们的工人大面积流失。”
“塑管厂走了二十三个。”
“孙总的工地走了四十多个。”
“刘总的砖厂走了十五个。”
“这些工人全部跑到了乌拉村。”
张总说到这里，声音提高了半档。
“平沙绿化用一天一百块日结的方式，强行把工价拉高了三成。”
“我们这些企业没有能力跟进。”
“再这样下去，县里几家老企业都得关门。”
孙老板接上话。
“我工地上的钢筋工现在集体涨价。”
“小工不涨就走人。”
“一天开不了工，违约金我来赔？”
刘老板也站起来。
“赵县长，我们不是反对治沙。”
“种树是好事，我们支持。”
“但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把整个市场搅乱。”
“我们这些企业每年给县里缴税，养了几百号人。”
“他来了半个月，直接把盘子掀了。”
六个老板你一句我一句。
语气从克制变成激动，从诉苦变成质问。
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
赵建国一只手搭在桌上，另一只手转着钢笔。
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他只是听着。
一直听着。
六个老板说了将近二十分钟。
从工人流失说到成本上涨。
从成本上涨说到恶性竞争。
从恶性竞争说到市场秩序。
最后落到一句话上。
“请县里出面协调，限制平沙绿化的用工规模和工资标准。”
会议室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视线汇聚到主位。
赵建国把钢笔放下。
他没有直接回应诉求。
“张总。”
“你厂里一个月给工人发多少？”
张总没想到赵建国问这个。
“两千八。”
“日结还是月结？”
“月结。”
“压多久？”
张总脸微一僵。
“半个月。”
赵建国转向孙老板。
“孙总，你的小工一天多少？”
孙老板硬着头皮回答。
“六十到七十。”
“结账周期呢？”
“工程完了一起结。”
赵建国点了点头。
他往椅背上一靠，语气很平淡。
“各位的情况我听明白了。”
“用工市场确实出现了波动。”
“但这个事情，有几个前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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