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会有这么多人主动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你们不用急着决定，”她最后说，“这件事不是一两周能成的。”
达西先生很快就表态了：因为乔治安娜也想读大学，他从个人方面非常支持。
不过他有更多的意见。
“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方式可以更好。伦敦大学不是一个容易被个人捐赠打动的机构——它受财政部和议会双重制约，校董会里一半以上的人更在意政府的脸色。”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捐两万英镑，校董会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特例来处理——接受捐赠，但不一定改变政策。但如果有一笔足够大的联合捐资，也许更好。”
伊迪斯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在考虑牵头联合捐资。”
“对。我觉得十万英镑是个合适的数字。我打算出四万英镑，同时由我再去联系几位有意向的人。宾利应该会出一部分——他对教育捐赠一向不吝啬。另外还有几位我和宾利先生在剑桥时认识的旧友，现在在伦敦金融城和议会里都有一定影响力。”
“十万英镑。这个数字足以让校董会意识到这件事背后站着的是相当数量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阶层，而不是少数激进分子。”
“而且我之前跟几位校董私下谈过，”达西先生继续说，“他们的顾虑不是女性能不能读书，而是开了这个口子之后，议会那边会不会卡住宪章修改，保守派会不会在下一次预算表决时借机削减政府拨款。十万英镑能抵消掉他们对政府预算的依赖——至少抵消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