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发生在伦敦、曼彻斯特、普利茅斯、兰开夏郡，发生在那些玛丽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小镇和村庄里。
那些把稿子寄出去的人，有的得了奖，有的没有。有的收到了退稿信，信封里夹着评委写的评语——“请继续写”。
有的什么都没有收到，稿子沉入了那两千份稿件的海洋里，再也没有浮上来。
可他们写了。那些从海上回来的水手，那些从工厂下工的女工，那些在漏雨的教室里教了二十年书的乡村教师。他们把那些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字，一笔一画写下来，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出去。寄给一扇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开的门。
门开了。不是对每一个人，可它开了。那些人看见了，那些还在犹豫的人，也看见了。他们知道，原来那个坐在朗博恩书房里写字的姑娘，和他们是一样的。她只是先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伸出手，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拉上来。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班纳特征稿比赛已经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了。
报纸上的版面被那些更大、更吓人的标题占据了。玛丽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书房里，从加德纳舅舅送来的一封信里，第一次读到那些数字的。
“……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英格兰银行今日宣布加息，贴现率同步上调……”
她把信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梧桐叶开始黄了，边缘卷起来，风一吹就落。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可今天那层灰底下，压着什么东西，沉甸甸的。
几天后，股市开始崩塌。
不是那种慢慢跌下去的崩塌，是那种——像一堵墙被人从底下抽走了一块砖，然后整面墙轰然倒塌——的崩塌。
那些曾经被人疯狂追捧的股票，运河，铜矿，南美矿业，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交易所里挤满了人，不是来买的，是来卖的。可卖不出去了。
那些数字从黑板上被擦掉，换上更低的数字，又被擦掉，又换上更低的。
每一次擦写，都有人瘫倒在椅子上，都有人捂着脸走出去，都有人站在交易所门口的台阶上，望着灰蒙蒙的天，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然后是银行。那些把钱借给人们去买股票、把存款拿去投资、把黄金准备金降到不能再低的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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