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玛丽下楼的时候，发现父亲已经在书房里了。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前，面前摆着两叠厚厚的稿子——那是她几个月来全部的心血。一叠是《阁楼上的指印》，一叠是《冰窖里的体温》。两卷手稿并排放在桌上，封面朝上，整整齐齐。
他正在看什么东西，眉头微微皱着。桌上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一口没动。
玛丽敲了敲门。
“进来。”
她走进去，站在书桌前。
“父亲，您今天要去伦敦吗？”
班纳特先生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嗯。约了你舅舅爱德华，一起去蓓尔美尔街转转。”他把手里的信放下，又看了一眼那两叠稿子，“两卷都带上，一次谈妥最好。”
玛丽点点头。
“我有个想法。”她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毛：“什么想法？”
“关于合同的事。”
他放下手里的信，靠回椅背，看着她。
“说。”
玛丽站在那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声音尽量放稳：
“我听您说过，现在的出版商都是一次性买断版权。作者拿一笔钱，然后把书卖给出版商，以后卖多少本都与自己无关。”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
“我不想这样。”玛丽说。
“哦？”
“我想要分成。”她说，“每卖出一本书，我拿一部分利润。不要保底的钱，只要分成。”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如果书卖不出去，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我知道。”
“如果出版商不愿意呢？”
“那就换一家。”玛丽说，“总有愿意的。”
班纳特先生又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他问：“你这么自信？”
玛丽顿了一下。
她想起那些深夜，想起那些燃尽的蜡烛，想起那些写满字的纸。想起弗朗西丝·沃斯通站在阁楼的窗前，想起冰窖里的温度，想起那个提着牛肉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起那些骂她的话，想起她死后被污名化的整整一百年。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父亲。
“一半是自信。”她说，嘴角弯了一下，“一半是……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书。”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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