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利的上海话回答：“长官，你怕是搞错了吧？宝通路往北走两条街就是天通庵路，哪来的三条街？我在那儿住了十五年，闭着眼睛都能走到。”
军官的三角眼眨了一下。
余则成趁势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切换成了那种走街串巷的商人才会用的含混口音：“长官，实不相瞒，我们这趟来南京，是有一批上等的磺胺要出手。量不大，一百磅。但品质是德国拜耳的原装，不是仿制品。您要是认识什么贵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在军官面前轻轻转了一下。动作自然得像是在捻佛珠。
军官的目光从余则成脸上移到了那块银元上。
“走吧。”他收回了目光，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下一个。”
余则成提起箱子，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三道卡。全部通过。
他走到码头外面。吕宗方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
码头外面是一条灰扑扑的石板路。路边停着几辆黄包车。车夫们蹲在路边抽烟，看到有人出来就站起来招呼。
吕宗方走到最近的一辆黄包车前面。
“同升客栈。知道在哪吗？”
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瘦男人，晒得黑黢黢的，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他正蹲在地上吸一根用报纸卷的旱烟。
听到“同升客栈”四个字，他的动作停了一瞬。
非常短暂的一瞬。如果不是余则成一直在观察他，根本不会注意到。
车夫站起来，把旱烟掐灭了，踩到了鞋底下。
“知道。上车吧。”
余则成上车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车夫握着车把的手。
右手手背上，有一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刀疤。那道疤很老了，泛着白色的光，但形状清晰。不是意外切到的。是被人用刀划的。
余则成把目光收回来，坐进了车里。
黄包车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走起来。两边是灰色的街道、灰色的房子、灰色的天。
南京。1941年的南京。
街上的行人不多，都低着头，走得很快。墙上到处贴着“大东亚共荣”的标语和汪精卫的画像。几个日本兵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其中一个朝车里看了一眼。
余则成不动声色地把帽檐往下拉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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