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算的那笔账，一个月工资加上补贴，七八十块钱。他今年四十岁了，家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个身体不太好的母亲，妻子在街道办工作，一个月挣得比他还少。要是真的去了公司，万一赔了、亏了、倒闭了——他拿什么养家？
可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万一成了呢？
他又想起杨宗纬今天在会议室里说的那句话——“我憋得太久了。”
他回到家里，妻子正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白菜豆腐，热气腾腾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缝一件旧棉袄上的扣子。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好一会儿。
晚饭的时候，妻子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下午开会的事说了。妻子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拨弄了几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刘启英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憋屈。”妻子放下筷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多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理解，“你搞了十几年技术，现在跑到人事处去管档案，你心里不痛快，我看得出来。”
她伸手拿起汤碗，给刘启英盛了一碗汤：“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是不去试试，我怕你后半辈子都在后悔。”
刘启英端着那碗汤，汤很烫，烫得他手指微微发红，他却舍不得放下。
十月的北京，天已经凉透了。
公司成立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一份正式文件上落了章。没有剪彩，没有揭牌仪式，没有领导致辞，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庆祝。
所谓的公司办公室，只是计算所大院角落里的一间传达室。
刘启英跟着王树和、杨宗纬、张祖祥几个人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
屋子大约也就十几平方米，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墙角结着蜘蛛网，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透进来的光都是浑浊的。
屋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桌，也没有椅子，连个像样的电灯泡都没有。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墙角那个落满了灰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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