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穿过堆放着原材料和设备的院子，来到临时用作招聘办公室的平房会议室门口，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人声鼎沸，比外面排队处还要热闹几分，像是一锅烧开了的沸水。
张家栋推开门，一股混杂着人体热气、尘土和紧张期待的气息扑面而来。
会议室里挤满了通过初筛进来等待进一步面试的人，有男有女，大多年轻，脸上带着这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不安。
几张用旧课桌拼凑的办公桌后面，孙立军和于大姐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中间，两人额头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正疲于应对。
起初这些面试者对厂里待遇情况的询问还算正常：
“孙主任，咱们厂一个月开多少工资？有夜班补助吗？”
“于主任，缝纫工一天要干几个小时？管不管住宿？”
孙立军和于大姐面对这个正常的问题，还能按事先准备好的回答：“基本工资加计件，多劳多得，待遇比一般厂子好。”
“工作时间按国家规定，加班有加班费，宿舍正在建……”
但随着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开始变了。
后面的人听到前面问待遇、问条件，生怕自己因为要求“太高”而被刷下去。尤其是看到孙立军和于大姐面前堆成小山的报名表和后面望不到头的队伍，一种焦虑和“不惜代价”的情绪也逐渐开始蔓延。
不知是谁先带的头，声音里带着焦躁的情绪：
“孙厂长，于主任，我啥条件都不要！管一天三顿饭就行！我就想进夏朵学点真技术，将来有门手艺！”
这话像是一下子点醒了很多人，紧接着，各种“自我降价”甚至“无偿奉献”的声音此起彼伏：
“于大姐，我家闺女手可巧了，缝纫机踩得那叫一个溜！您给看看，能不能先来试试？头三个月不给钱都行！”
“领导，我年轻，有力气！我不要工资，实习期长点也没关系，我就想跟着咱们‘夏朵’干！学东西！”
“孙主任，我是高中毕业，有文化，让我干啥都行！扫地看门都行，给口饭吃就成！”
“我家就在附近，不用管住！工资看着给点就成，主要就是想进咱们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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