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发改委，体改处。
钱卫东是在第二天上午的处务会上，接到秘书小张递来的纸条的。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周晨的报告，发来了。
钱卫东开完了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才让小张把报告打印出来。
当他看到报告标题的那一刻，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一份来自基层的带血报告——关于“卧龙模式”的实践与风险反思》。
带血的报告。
好大的口气，也好大的胆子。
钱卫东没有急着看内容，而是靠在椅背上，沉思了片刻。
他能想象，周晨用这个标题，是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
这已经不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汇报了，这是一份请战书，甚至是一份求救信号。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
报告的前半部分，写得中规中矩，客观地阐述了“卧龙模式”的核心理念、操作路径和已取得的成效。
数据详实，逻辑清晰，一看就是出自材料老手。
但从后半部分开始，文风陡然一变。
周晨几乎是用白描的手法，把纺织厂第二厂的案子，血淋淋地解剖在了纸上。
从老会计刘光明如何发现账目问题，如何冒着风险将账本送到他手上，又如何在黎明前被灭口……每一个细节，都写得触目惊心。
他没有直接点名王海波，更没有提市里的章副主任，但他把矛头直指一种现象——“一把手”权力的失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制度和规则的系统性破坏。
“……当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保护国有资产的人需要用生命作为代价时，我们所谈论的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将失去其根基。因为信任已经崩塌。一个不安全的营商环境，伤害的不仅是外来投资者，更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干部和群众的信心。”
“……刘光明的死，不是孤例。它暴露了我们在基层治理中一个巨大的盲区：我们有无数的制度来规范权力，但当权力本身可以解释、甚至无视制度时，谁来监督权力？答案只有一个：彻底的公开，以及被充分赋权的群众监督。这正是‘卧龙模式’试图探索，却又步履维艰的核心所在。”
报告的最后，周晨写道：“尊敬的钱处长，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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