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未动的烤牛肉、火腿、奶酪和面包：“这些可以打包吗？我住旅馆，想当夜宵。”
侍者有些意外——在这种场合打包食物是不体面的——但看到她是外国记者，还是点头：“当然，女士。”
她提着两大包食物离开领事馆。夜色中的上海依然有灯光，但那是日本军营和宪兵队的探照灯，惨白的光柱扫过街道，像巨大的囚笼栏杆。
她没有直接回旅馆，而是绕道去了闸北。那里的贫民窟在夜色中像一片低矮的坟茔，棚屋挤挨，污水横流。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蹲在路边，眼巴巴看着富人区的方向。刻律德菈走过去，把食物分给他们。孩子们起初不敢接，直到一个稍大的男孩怯生生伸手，抓了一块面包，狼吞虎咽。其他孩子这才一拥而上。
“慢慢吃，还有。”刻律德菈用生硬的中文说。她看着这些孩子，想起重庆的小梅和狗娃，想起在意大利街头乞讨的孤儿。战争制造了同样的苦难，无论东方西方。
她又去了法租界边缘的一处弄堂，敲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看见她手中的食物包，眼睛一亮，低声道谢接过。这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这些“高档”食物会被送到郊区游击队手里——伤员需要营养，战士需要体力。
回到旅馆已是凌晨。刻律德菈摊开笔记本，将今晚获得的情报整理成密码。德国可能在一个月内进攻苏联；日本海军在学意大利技术；日本目标明确指向东南亚，可能先发制人对英美开战。这些信息价值连城。
她写完密信，封好，藏进旗袍内衬的暗袋。明天一早，会有交通员来取。
按计划，任务完成该回重庆了。但躺在旅馆床上，刻律德菈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影子，做了一个决定：不回重庆，先去莫斯科。
德国若真进攻苏联，那将是世界战争的新转折点。她要亲眼见证，亲身记录。就像当年去西班牙，去中国，去一切风暴的中心。
三天后，她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再从香港辗转至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铁路。漫长旅途上，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物，相机，笔记本，还有一大包压缩饼干和肉干——上海宴会打包的食物，大部分留给了重庆的卖花女一家。小梅和狗娃正是长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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