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船舱昏暗的灯光写道：
“1938年10月26日，长江上。
我们从武汉撤离了。我的背部在空袭中受伤，但无大碍。保护了几个孩子，值得。
回想这四个月：
从1938年6月日军突破豫东防线（黄河决堤未能有效阻止），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放弃武汉。武汉保卫战进行了四个月，由第五和第九两个战区负责。
这场大战既有安庆的不战而退（川军杨森部），马当要塞的玩忽职守（李韫珩、薛蔚英），也有南浔铁路的殊死抵抗（庐山、万家岭）和万家岭围歼大量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
这场大战总体上中规中矩——毕竟战略目的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政府机构和工业内迁赢得时间。这个目的基本达到：重庆已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西南大后方初步建立。
但问题依然存在：指挥体系混乱，派系斗争消耗战力，军事官僚腐败无能。这些问题不解决，抗战难言胜利。
在武汉，我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不再是被动挨打的中国，而是主动抵抗的中国；不再是绝望的中国，而是有韧性的中国。
我也看到了不同的选择：重庆（坚持抗战但官僚化）、香港（安全但可能沦为旁观）、延安（传说中的希望之地）。
听很多人说延安代表希望。那些去过的人——记者、作家、学生——的描述让我好奇。那里是否真的有不一样的军队、不一样的政府、不一样的抗战方式？
我决定去一趟，亲眼看看这‘希望’。
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养好伤，整理这段时间的记录，思考接下来的路线。
船在夜色中航行，前方是宜昌，然后是三峡，最后是重庆。但我不会在重庆久留。
世界仍在燃烧，但我寻找的不再只是战争的记录，而是战争中的新可能。
也许在延安，我能找到答案。”
写完日记，刻律德拉合上本子，望向窗外。长江在夜色中如黑色缎带，两岸山影如黛。船逆流而上，发动机声单调而坚定。
她想起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友们，想起阮文忠、朱塞佩、路易吉。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还在各自的战场上坚持反法西斯斗争？
她又想起南京安全区的那些人：拉贝、魏特琳、山田医生、汉斯。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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