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德意在这里试验新战术、新武器,测试国际反应。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逞,他们会走向哪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墨索里尼说‘西班牙是意大利的后花园’,希????特????勒视此为检验德国军力的机会。而西方民主国家在观望,在妥协,在幻想法西斯会满足于西班牙。
幻想总是要破灭的,只是代价由普通人承担。”
她停顿,笔尖悬在纸上。一个想法逐渐清晰——她不能只是在这里记录,观察,等待。
三天后,刻律德拉敲开了楼下中国邻居的家门。
陈先生是位中学历史教师,五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温和但眼神锐利。两年前他因撰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被迫离职,刻律德拉通过租界的朋友暗中庇护过他三个月。
“陈老师,我想请您和几位朋友吃顿饭。”刻律德拉说。
陈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透过眼镜片仔细打量她:“您要离开?”
“去西班牙。”
短暂的沉默。陈先生点点头,侧身让开门:“请进,我们详谈。”
那天晚上,陈先生家的小客厅里聚集了五个人:除刻律德拉和陈先生外,还有两位中国记者——李小姐曾报道过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张先生常写国际评论;一位法国书店老板皮埃尔,曾参与反法西斯地下网络;以及一个瘦削的越南青年,陈先生介绍他叫阮文忠。
“阮先生从河内来,正在研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陈先生说。
晚餐是简单的家常菜:清蒸鱼、炒青菜、红烧肉、米饭。但气氛肃穆,像某种告别仪式。
“为什么是西班牙?”李记者问,她声音很轻,“您已经经历过一场战争。”
刻律德拉放下筷子,看着桌上摇曳的煤油灯光:“因为这次我可以选择。”
所有人都抬起头。
“一战时,我是被卷入的士兵。”她说,“去前线是因为国家号召,留在战场是因为战友和责任。但这一次,是我自己的选择——去一个并非我祖国的国家,为一个原则而战:反抗法西斯。”
阮文忠用流利的法语问:“您认为西班牙内战与越南的抗法斗争有相似之处吗?”
“都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刻律德拉说,“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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