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躲避追捕时，她提供临时庇护。
第一个庇护的是一个年轻作家，姓周，被国民党特务追捕。他在刻律德拉的隐藏房间里待了三天，然后通过租界的特殊渠道离开上海。
“谢谢你。”离开时，周说，“外国人帮助中国人，在这个时代很少见。”
刻律德拉回答：“我帮助的是人，不是国籍。压迫在哪里发生，抵抗就在哪里需要支持。”
渐渐地，她的公寓成了一个小型的安全节点。她谨慎选择帮助对象——不是所有人，而是那些真正有危险、有理想的人。她学习判断，学习隐蔽，学习利用租界的法律漏洞。
她知道南京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她不满。有情报显示，当局的某个高层（她听说是个“光头”，指蒋介石）对她这个意大利女青年、退役士兵的活动有疑虑。
但她相对安全，因为她在租界。
《九国公约》——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主权，但同时也确认了租界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不能随意在租界逮捕外国人，需要外交交涉。而意大利虽已法西斯化，但外交系统还在运转，保护本国公民是基本职责。
更重要的是，租界巡捕房由外国管理。刻律德拉与一些巡捕建立了关系——不是贿赂，而是基于共同的反法西斯立场。有些巡捕是自由派，对墨索里尼政权不满，愿意提供有限保护。
因此，她庇护的人，几乎都能平安逃脱。南京政府不敢直接下手，只能监视。
1928年6月，消息传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刻律德拉在报纸上读到新闻。张作霖，北洋政府最后的实力派，控制东北。他的死亡显然是阴谋——日本嫌疑最大，因为日本在东北有扩张野心。
她感到历史的齿轮在加速转动。中国本已分裂，现在东北权力真空，日本机会更大。
几个月后，她看到了更直接的变化：东北局势紧张，日本关东军频繁活动，中日摩擦增多。
而在中国内部，内战继续。国民党剿共，CPC在偏远地区建立根据地。刻律德拉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一些信息：在赣南，在江南，CPC的“不同于旧军阀的军队”在战斗。
她想起那个1919年在上海遇到的湖南青年。她现在知道，他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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