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刻律德拉在北平的旅馆房间里收到了那份电报。
电报是从米兰发来的，简短而冰冷：“10月28日，黑衫军进入罗马。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父亲被解雇，工厂被法西斯控制。建议暂不回国。”
她盯着电报纸，手指微微颤抖。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北平秋日的风声。但她耳边似乎响起了另一种声音——前世记忆中，专制政权上台时的那种沉重脚步声，那种压迫感的蔓延。
“完了。”她低声说，声音在空房间里回荡，“意大利要陷入万劫不复。”
她知道法西斯主义。在前线，她听过士兵们谈论意大利国内的躁动：退伍军人失业，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狂热。墨索里尼的“黑衫军”——那些穿黑色制服的法西斯党员，宣扬秩序、纪律、国家荣誉，用暴力打压工会和左翼。
但她没想到这么快。意大利战后政局混乱，但国王和议会还在。然而现在，黑衫军直接进军罗马，胁迫国王任命墨索里尼。这是赤裸裸的武力夺权。
刻律德拉走到窗前。北平的街道上，人力车穿梭，小贩叫卖，市民过着日常的生活。但她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意大利的街道上，黑衫军在游行，反对者被殴打，自由被压制。
她想起父亲乔瓦尼。电报说他被解雇——贝洛蒂家族的工厂被法西斯控制。父亲是温和的自由派，主张民主和法治。在法西斯眼中，他是“软弱”的代表，需要清除。
“就凭我这个退役军人，”她自言自语，“不太可能对抗墨索里尼的军队。”
这是现实。她虽然有战斗经验，但单枪匹马无法对抗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权。她需要策略，需要时间，需要位置。
于是她做出了决定：暂不回国，留在中国。
上海，那个被称为“使馆城市”的公共租界，成了她的选择。租界有特殊的地位——外国势力管辖，中国政府干预有限。在那里，她作为意大利人（虽然意大利已变，但她个人身份未变）有相对的安全。
1922年11月，刻律德拉抵达上海。
公共租界确实是个奇特的地方：西式建筑林立，外国巡捕巡逻，银行和商行繁忙运作。但同时，周围是中国的城市，底层民众的生活与租界的繁华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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