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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海的舌头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上下嘴唇碰了好几下，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那些准备好的说辞，加强让公安相信的话，孩子小怕乱花钱、替他保管、等他长大了一分不少还给他，这些话术全卡在嗓子眼里。
钟大山的抚恤金是六一年十二月领的，易中海签的字，台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钟国胜的母亲是六二年冬天病死的，中间隔了整整一年，易中海手里拿着八百块抚恤金和每月二十块的遗属补贴，一分钱都没给过那个躺在炕上病得只剩一口气的钟国胜母亲。
钟国胜母亲临终前连最便宜的药都买不起，而那时候，易中海的存折上正躺着那笔“替孩子保管”的钱。
郑公安不急，他看着易中海的嘴唇一张一合又闭上，看着那张国字脸上的道貌岸然一寸一寸地裂开，露出底下压着的慌张。
郑公安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凉了的茶的苦涩正好配得上这个场面。
易中海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他本能地想躲避这个问题，他想说当时还没有领到抚恤金，想说抚恤金是后来才补发的，但台账上的时间在那里摆着，他亲手签的字，那是铁证，翻不了。
易中海也想说他没有不给钟国胜母亲用，是钟国胜的母亲自己不要，但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一个病得快死的女人，等着钱买药救命，她会不要？
那能说不知道吗？
不知道钟国胜的母亲病得那么重，不知道她没钱买药，不知道她等钱救命？
可是钟国胜的母亲在炕上躺了一年，他易中海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个借口比上一个更可笑。
郑公安看着易中海额头上的汗顺着太阳穴淌成一条条细流，滴在桌面上，易中海的肩膀也不像刚才那么端着了，微微往前塌了一点，后脊梁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直了。
郑公安把搪瓷缸子放下，脸上的嘲讽不加掩饰，声音还是那么平淡，像是闲聊，又像是在逗弄一只被逼到墙角的老鼠。
“你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是很能说吗？”
易中海的脸彻底僵住了，喉咙干涩的发不出声音，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