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光首先落在策论题目上。
“论‘商贾之力’于国计民生之利弊，并陈兴利除弊之策。”
陆怀瑾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随即一股强烈的、近乎荒谬的“巧合感”涌上心头。
他昨天整理的那些关于漕运、赋税、地方商业的文稿内容，此刻仿佛带着温度，一个个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知府出这道题，胆子确实不小。
大夏朝重文轻武，商贾地位虽比前朝略有提升，但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里，依旧处于末端，被许多清流文人视为“逐利之徒”，是“末业”。
在府试这样正式的选拔秀才的考场上，以“商贾”为题策论，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对临安乃至大夏现实状况的直面。
这显然不是死守书本、空谈义理的传统题目。
它要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陆怀瑾而言，这无异于一道量身定做的考题。
他没有立刻动笔，而是闭上眼睛，将思绪迅速收束。
现代社会学、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商业流通、税收调节、就业促进的基本原理；穿越后研读邸报、了解的大夏朝商业现状、政策限制、以及那些隐藏在表面抑商政策下的实际需求……这些信息碎片在脑海中飞速碰撞、组合、架构。
他提起了笔。
墨落纸上，笔锋沉稳。
他没有从宏大的“重商”或“抑商”的道德争论入手。
开篇便直指核心：“商贾者，通有无，调盈虚，国之血脉也。血脉畅则肢体温，血脉滞则体生寒疾。”随即话锋一转，直言大夏现状：“然今之商贾，备受抑勒，如牛马受羁，虽有力，不得尽其用。此非商贾之罪，乃政之失也。”
接下来，他分条缕析，展开论述。
第一，论“利”：商贾之力，首在充盈府库。
他引用虚拟但合理的估算数据，说明仅临安一府，若合理厘定商税，岁入可增几何。
第二，论“通”：商贾流通南北货物，使余缺得以调剂，丰年不至谷贱伤农，荒年亦有米粮可济，此实为无形之“常平仓”。
第三，论“业”：商贾行商，需雇佣船工、伙计、镖师、脚夫，更带动沿途客栈、食肆、车马行，使无数百姓得以糊口，此乃“活民无数，消弭隐患”之实政。
第四，论“工”：商贾为求货殖，必促百工竞巧，丝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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