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子彻底将养利索，已是半个月后。
江砚重新支起了他那点小生计。城西坊市靠墙根的位置，秦伯替他讨了块巴掌大的地方，一张缺角的旧木桌，一只磨秃了的砚台，几张糙纸，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来往的贩夫走卒，有要给远方家里捎信的，有买卖记账算不清的，有官府贴了告示看不懂来问的，都能找他。一封信两文钱，记一笔账一文，遇上手头紧的，一碗热汤、半块饼也使得。
日子紧巴，可总算是自己挣的。
这天晌午，江砚正替一个贩盐的老汉写家书。老汉不识字，絮絮叨叨说着要给乡下婆娘捎的话，无非是“今年生意尚可”“勿念”“天冷添衣”，江砚一面听，一面拣要紧的落笔，把那些颠三倒四的家常话，理成几行通顺的字。
笔走得稳。半个月没动那金手指，这阵子他天天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写字、描帖，反倒觉出一种从前没有的安稳来。秦伯那番话像根刺，扎在心里，可扎得他踏实。
坊市西头，忽然一阵骚动。
先是有人压着嗓子喊了句什么，接着是摊子翻倒的哗啦声、铜钱滚落地的叮当声，再接着，是一个妇人带着哭腔的求告。
江砚写字的手停了。
写信的盐贩老汉脸色一变，慌忙缩了缩脖子，往江砚这边凑了凑，压低声音：“金牙的人……又来收钱了。先生你别看，低头写你的。”
“金牙？”
“坊市里的地头蛇。”老汉的声音抖着，眼睛却忍不住往那头瞟，“嘴里镶了颗金牙，谁见了都得喊一声‘金牙爷’。这西市口，明里是官府的市，暗里——是他的。摆摊的，进货的，连讨饭的，都得给他‘孝敬’。给晚了、给少了，轻则砸摊子，重则打断腿。”
江砚顺着声音望过去。
二十来步外，三四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正围着一个卖针头线脑的中年妇人。当中一个，矮胖，敞着怀，露出一身横肉，张口说话，嘴里那颗金牙在日头下晃得人眼晕。他脚下踩着翻倒的货摊，针线、纽扣、零碎的布头撒了一地，那妇人跪在地上，一边手忙脚乱地往回拢，一边哭着求。
“金牙爷，这月……这月实在凑不齐啊。我家那口子病着，孩子还小……”
“病着？”金牙啐了一口，“病着你还出来摆摊？摆摊就是有进项。有进项凭啥不孝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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