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搜救队紧锣密鼓准备，即将出发的前夕，贾怀仁副主任再次“适时”地出现了。他没有去嘈杂的队部，而是派人把赵大山和校长叔“请”到了他那间生着暖炉、相对安静的临时办公室里。他端坐在铺着棉垫的炕沿上，手里捧着一个冒着热气的搪瓷缸，慢条斯理地吹着浮沫，看着眼前两个心急火燎的汉子。
“老赵啊，陈校长，坐，先坐下，喝口热水暖暖。”贾怀仁脸上是惯常的、程式化的温和，语气不疾不徐，“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感同身受嘛！都是革命同志，阶级兄弟，谁不担心？”
他抿了口热水，话锋却开始微妙地转向：“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做领导的，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相信我们的同志嘛！林墨和熊建斌两位同志，是你们看着成长起来的，也是经过组织考验的积极分子。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存能力，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有充分的信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干革命、搞建设，哪能没有风险？没有代价？”
他放下茶缸，身体微微前倾，表情变得严肃而“语重心长”：“现在，我们如果因为一时的焦虑，就贸然组织大量非专业的人员，仓促进入情况不明、危险重重的深山。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冒险！万一，我是说万一，搜救队再出点什么事，造成更大的伤亡，这个责任，谁来负？你赵队长？还是我贾怀仁？我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看着赵大山和校长叔憋得通红、想要反驳的脸，贾怀仁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祭出了最后的“法宝”：“而且，同志们，我们要认清当前的主要矛盾！年关将近，开春的备耕生产才是头等大事，关系到全屯老少一年的口粮！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行动，就影响集体的大局，打乱全盘的计划。
我看，我们还是要沉住气，再等几天。说不定，他们正在凯旋的路上，正准备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呢？我们要相信组织的判断，也要相信同志们的觉悟和能力。”
一番话，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将“牺牲精神”、“大局意识”、“集体责任”几顶沉甸甸的大帽子精准地扣了下来，夹枪带棒，软中带硬。
赵大山拳头攥得咯咯响，额上青筋暴起，校长叔的嘴唇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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