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天气忽然转暖了，向阳坡的积雪有点要化的样子，好像下面有草冒芽。屯子里的空气不再那么凛冽刺骨，好像带着一股万物复苏的泥土腥气。林墨的心境，在经过家书的寒冰后，也因丁秋红的陪伴而逐渐回暖，只是心底那处被至亲剜出的伤口，依旧时常隐隐作痛。
这日晌午，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再次在屯口响起。林墨的心下意识地一紧，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又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信封上的字迹却并非父亲那僵硬古板的笔体，而是一种略显潦草却透着利落劲儿的字体，落款处写着“张阿姨”。林墨愣了片刻，才想起这是街坊张阿姨，也是同学张丽丽的母亲——那个和自己的哥哥林雄同在仪表厂工作的姑娘。
来东北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送他，是张阿姨塞给他两个鸡蛋。
他带着一丝疑惑和忐忑，撕开了信封。信纸厚厚一沓，张阿姨的语气就像她平时说话一样，直接、甚至有些泼辣，却瞬间将千里之外那个家的遮羞布掀了个底朝天。
“小墨：见信好。阿姨知道你那边苦，长话短说，有些事憋心里不痛快，必须得告诉你……”
信的内容，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将林家的现状，尤其是林雄的所作所为，血淋淋地剖开在他面前。
“你哥林雄，现在一个月开二十七块五毛钱（注：1969年北京二级工标准工资），可他没往家里交过一分钱，全叫他自个儿糟践了！”张阿姨的笔触带着明显的鄙夷，“吃了什么？隔三差五就去新桥饭店、老莫（莫斯科餐厅）搓饭，最次也得是东华门的馄饨侯！喝了什么？散装啤酒不过瘾，还得弄点莲花白、二锅头！玩了什么？工人文化宫跳舞他是常客，听说还偷偷摸摸去和平厅听‘流氓音乐’（指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的轻音乐），票钱可不便宜！”
“你爸你妈？哼！屁都不放一个！由着他胡来！结果呢？真惹出大祸了！”信里的语气愈发激烈，“他在跳舞场上勾搭了个‘老莫’（莫斯科餐厅）的服务员，那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一来二去，肚子搞大了！现在拿着化验单堵着你家门，逼着结婚，要不就去公安局告他个‘污辱少女’（那个年代的罪名）！这可是要吃枪子儿的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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