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定在三天后。
不是陆云定的，是阿妈定的。尼玛走后的第二天早上，阿妈从火塘边站起来，走到门廊上，看着远处雪山的方向站了很久。晨光刚刚漫过东边的山脊，把珠穆朗玛的雪顶染成了淡金色，那金色很薄，像一层被风吹得快要散开的纱。山腰以下的积雪还沉在暗蓝色的阴影里，但山顶已经被点亮了——不是太阳直接照到的，是太阳照在云层上再反射下来的光。她站在那里，背对着屋子，脊背没有以前那么直了，但也没有弯。晨风把她的白发吹乱了，她没有拢。然后她转身走进屋里，用夏尔巴语对阿爸说了几句话。
阿爸坐在那把旧木椅上，右腿直直地伸着，膝盖以下搁在矮凳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手柄被磨得发亮。他手里握着那半截还没雕完的牦牛——牦牛的角已经成型了，弯弯地翘起来，两角之间的弧度很匀称；身体还只是粗坯，只有几刀深浅不一的刻痕，勉强能看出牦牛厚实的脊背轮廓。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刻刀放下。刻刀放在木盒里，和那些已经雕好的小物件放在一起——几只牦牛、一朵雪莲花、一枚度母像。他点了点头。
阿妈走到陆云面前，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三天后。按她的意思办。”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夏尔巴口音，每个字的尾音都往下沉，像是在把话按进土里。
陆云没有问“她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尼玛会想要什么——不是隆重的仪式，不是密密麻麻的宾客，不是任何她在重庆被迫忍受过的那种场合。不是洲际酒店的水晶吊灯和白色桌布，不是赵家饭局上的公筷和窃窃私语，不是沈佩兰茶会上那些归类她的目光——她们在一秒钟之内完成了判断：红色藏袍，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手腕上的念珠，佛教徒；皮肤的颜色，长期在户外；袖口磨损，经济状况不好。她不属于那里。所以她也不会让那里的任何东西跟着她走。她要的应该和她活着时一样：山在，风在，经幡在，她在乎的人在。
这三天里，陆云住在尼玛家的石头房子里。阿妈把他安排在尼玛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窄窄的木床，床板上铺着干草和薄褥子，褥子是手工织的粗羊毛，躺上去有些扎人。床头木框上钉着一根生了锈的钉子，钉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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