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心的大道上，一支清洁队正在缓缓推进。
几十辆简陋的手推车，木架铁轮，嘎吱作响，轮子上还沾着昨夜未干的泥。
推车的是一群本地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灰布工作服穿在身上，褪了色，掩不住一股子沉默。
他们低着头，推车、扫地、铲雪。
有的用铁锹铲着冰缝里的污泥，有的蹲在路边，用破布擦拭石板上的油渍。
脸上毫无表情。
眼神空洞，动作麻木，却整齐划一。
每个人的背上，都绑着一个帆布口袋，上头用印染粗笔写着四个大字：
“清洁日用”。
是大明新制的工具袋，统一下发，汉字居中，黑白分明。
在他们队伍最前方，立着两名汉人指挥官。
一人手持小旗，另一人掐着秒表与时刻单，目光犀利，声音不大，却穿透雾气：
“第三组——往冬宫广场！”
“第五组加快速度，九点前清完西街，鸡蛋壳、烟头、纸屑不许留一片！”
“谁要是拖后，一人扣两天口粮，连带组长一起记过。”
说话的青年军官背着短枪，衣领上是“北境军政厅”臂章，神情漠然。
没有人敢顶嘴。
一位清洁老汉推着车路过，一脚踏进水坑，鞋湿了，却连眉头都不敢皱一下。
他低着头继续扫地，扫帚扫过石砖，发出沙沙的响声，像一只耗子在地底刨土。
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腿在打颤，可他不敢停。
谁都不敢停。
他们都知道，大明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
几周前，有个青年工人在扫街时偷懒，躲进巷子里抽烟，结果被路过的宪兵逮个正着。
第二天他就消失了。
有人说被调去矿坑，也有人说死在了雪原边界的电线网下——没人敢查实，没人敢问。
如今，每个人都只管低头做事。
安静，迅速，彻底。
整座城市表面上安宁如初，实则每一步都踩在军令和恐惧的边缘。
沿街每隔五十米就设一哨点，安保兵站如标枪，肩扛制式步枪，子弹上膛，刺刀明晃晃挂在阳光下。
阅兵在即。
朱由检要走过的路，不能有一粒灰尘。
哪怕这灰尘，是从冬宫残砖缝隙中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