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自己的外套口袋——然后她的手指僵住了。钱包不见了。不是她掏错了口袋，不是她记错了位置，是真的不见了。她在追那个小偷的过程中，在那些极窄极暗极复杂极像是专门为了让人迷失方向而设计的巷子里，钱包从她的口袋里滑落了。或者被那个小偷在某个她完全没有察觉的瞬间从她口袋里夹回去了，或者被他的同伙在某个她完全没有防备的转角从她口袋里掏走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现在那个钱包不在她身上，而那个钱包里装着的东西足以让任何接触过它的人被列为头号嫌疑对象。
她被停职了。执法部门的徽章被收走，配枪被锁进证物柜，她的办公室被翻了个遍，所有与她有关的案件档案全部被调出来重新审查。她坐在家里那张极硬极旧极不舒服极像是在告诉每一个坐在上面的人“你现在已经是嫌疑人了”的木椅上，盯着墙上那面曾经挂着枫丹执法部门嘉奖令、现在只剩下一个极浅极淡极像伤疤的矩形印痕的白墙，反复回想那天下午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小偷在死巷里转过身时嘴角的颤抖，他把钱包放在地上时指关节的微微发抖，他眼眶里那些还没来得及掉下来的泪水，以及他在她转身冲出那扇破木门之后极轻极轻极像是在说“对不起”极像是在说“我不想的”极像是在说“是他们逼我的”地对着她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她把那些细节全部在脑子里反复重放了无数遍，然后她站起来，对着那面空白的墙说——“他确实偷了钱包，但他在审讯室里撒了谎。他说我是同伙。”然后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消散，没有人回答她。
她在自己的公寓里被软禁了好几天。没人来告诉她外面的情况，也没人告诉她听证会到底定在什么时候。唯一和她接触的只有每天送餐食和换洗衣物的执法部门后勤人员，她试图问过几次，对方只是把餐盘放在门口，低着头匆匆离开。她只能靠窗外的光线和远处港口的汽笛来分辨白天和黑夜。她在软禁期间反复推演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每条巷子的转角、每扇暗门的位置、每次她差半步就能追上那个小偷的距离。她把这些细节全部记在那本她一直随身携带、如今快写完的执法笔记本里。
深夜，她被一阵极轻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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