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门口排了长队，从走廊一直排到大门外的台阶上。
工资条是打印的，白纸黑字，每一项扣款和实发金额写得清清楚楚。
林晓峰站在队伍旁边维持秩序，手里捏着自己的工资条。
管理岗，实发四千三百二十元。
他把工资条折好塞进口袋，没有声张。
排在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刘，以前在浙江的服装厂干了五年。
他接过工资条的时候先看了一眼数字，三千四百八十元，然后抬头问了一句：“下个月也是这么多？”
财务说：“计件加基本工资，多劳多得，不会少于这个数。”
刘姓男人把工资条折了又折，塞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转身往外走的时候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
后面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大姐领了工资条，三千二百元，站在走廊里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旁边的工友问她：“看啥呢，又不会变。”
她笑了笑：“我就看看。以前在广东的电子厂一个月三千八，寄两千回家，自己剩一千八。现在挣三千二，一分钱不用寄，全攥在手里。”
队伍继续往前挪。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从财务室出来，手里攥着工资条，站在厂房门口，忽然站住了。
她叫赵翠花，三十七岁，柳河镇张家湾人。
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三年级。
丈夫在矿上出过事故，腰椎受伤，干不了重活。
前四年她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做装配工，一个月三千五。
每年腊月二十八坐火车回来，正月初六再走。
大年三十的火车上，她看着窗外的黑夜，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那头小儿子问了一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她捂着嘴哭了半节车厢。
今年年初她看到加工厂招工的消息，没跟任何人商量，直接辞了职回来。
面试那天她穿着打工时攒钱买的那件最好的外套，领口的线头她出门前剪掉了。
工资条上写着：实发三千一百元。
她在厂房门口站了十几秒，眼泪掉下来了。
旁边的工友以为她嫌少，刚想说话，赵翠花摇了摇头。
“不是嫌少。”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声音发颤，
“以前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回来一次。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天下班能看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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