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果然接连出手。
先是下公文，要将奉天巡防营的中高级军官全部调换，换上他带来的亲信。我以“军官久历战阵、熟悉地方、不可轻易调换”为由，婉拒不从。
再是下命令，要将奉天的粮饷税收，全部收归总督府统一管理。我以“粮饷用于养兵、税收用于安民、地方自给自足”为由，依旧不遵。
又派人插手屯垦村落，想要拉拢流民，散播我的谣言，结果百姓根本不信，反而将总督府的人赶了出去。
还试图拉拢吴俊升、冯德麟等人，许以高官厚禄，分化我的力量。可我这些结义兄弟，个个都是重情重义之人，任凭锡良如何拉拢，全都不为所动，一一回绝。
锡良用尽手段，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心中又气又怒，却又无可奈何。
他终于明白，奉天早已是我的铁桶江山，兵权、民政、财政、民心，全都牢牢握在我的手中，他这个总督，不过是个空架子。
时间一久，锡良也渐渐认清了现实，不再急于削权，只能转而专注于外交、吏治等他能插手的事务，与我保持着一种表面和睦、实则相互制衡的关系。
奉天，依旧在我的掌控之中。
宣统元年，就在这样的明争暗斗中，悄然过去。
这一年，关内的局势愈发混乱。
革命党人四处奔走，起义此起彼伏，虽然大多失败，却已经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
北洋军依旧听命于袁世凯，载沣根本指挥不动，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
灾荒不断，流民四起，百姓生活困苦，对清廷的不满越来越深。
而东北，在我的守护下，依旧是一片安稳之地。
屯垦规模继续扩大，第五批、第六批流民陆续抵达，奉天周边的村落越来越多，黑土地上的粮食越来越丰足。
军械局的制造能力稳步提升，“奉天造元年式”步枪月产量提升到四十余支，子弹日产千余发，奉天军的装备，已经远超东北其他各部清军。
巡防营兵力依旧保持在一万五千人，全部是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战力强悍。
百姓安居乐业，士绅商贾支持，弟兄同心同德，根基稳如泰山。
我依旧坐镇统领府，不参与关内纷争，不投靠任何一方，只守好自己的地盘，练好自己的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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