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落下去的时候，酒馆里的空气变了。不是安静的——是那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面震动的安静。吧台后面的酒保放下了手里的杯子，发出一声轻响，那声响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所有的男人抬起头，盯着说话的人。
年轻女人把捂着嘴的手放下来了。她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压在那里，不让她哭，也不让她说话。
沉默了几秒。
穿工装的男人终于问出了那句话。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之后才挤出来的沙哑。
“就算你说得对，我们又能怎么办？去投票？投了二十年了，什么都没变。去游行？电视上那些人游行了，然后呢？然后死了。我们也去送死吗？”
他的男人也跟着说了一句。“是啊，你说这些我们都懂，都知道。谁不知道这个国家烂透了？但知道了又怎么样？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拿什么去改变？拿什么？”
酒馆里有几个人跟着点头。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之前一直没说话，穿着帽衫，帽兜扣在头上——抬起头来，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不是不想做，是不知道怎么做。”
这句话像是把所有人的心思都翻出来了。酒馆里响起了低低的附和声——“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上街也不行，投票也不行，还能干嘛”。
男人站在原地，听完了每一个人的话。他没有急着回答，像是在等他们把所有的不甘和迷茫都倒出来。等声音落下去，酒馆重新安静下来，他才开口。
“你们问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们怎么办。”
他的声音不高，但稳得像一块石头。
“宪法给了我们一样东西。一样最根本的东西。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枪的权利。”
酒馆里又安静了。不是被震住的安静，是那种每个人都意识到接下来要说的话会很重、所以不敢出声的安静。
“你们以为那些写宪法的人是随便写的吗？他们不是为了让你们去打猎，不是为了让你们防贼。
他们刚从一场战争中走出来，他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政府不再对人民负责的时候，人民手里必须有一件东西，一件谁都不敢随便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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