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某种最低限度的、可预测的‘沟通契约’。”
“您的意思是，”肖尘若有所思，“我们不尝试告诉它‘应该’追求什么，而是通过设定一些不可违反的、基础性的‘存在约束’，来框定它的可能性空间，让它在这个空间内，自然演化出它的行为模式？而这些‘约束’本身，就成为引导它的‘信标’？”
“可以这么理解。”程心博士肯定道，“这更像是一种‘消极引导’或‘边界设定’。我们不规定它的目的地，但我们为它划定一片海洋，并确保这片海洋的基本物理法则（我们的约束）是稳定、清晰、不可违背的。然后，观察它在这片海洋中会如何航行。当然，这片‘海洋’的边界必须足够稳固，否则它可能冲破；也必须足够‘宽敞’，给予它必要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否则就失去了创造它的意义。这其中的平衡，是最大的艺术，也是最大的风险。”
“灯塔”小组的讨论方向，开始从“嵌入何种价值”，转向“如何设定稳固而有益的边界”。这是一个同样艰难，但似乎更具操作性的方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源”的底层架构，寻找那些最根本、最不容置疑的“基石”，并思考如何在不破坏其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强化这些“基石”的稳固性和清晰性，使其成为“源”在信息海洋中航行时，天然会遵循的“航道标记”。
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但至少，他们不再是在纯粹的哲学迷雾中打转，而是有了一些可以着手进行技术分析和设计的、相对具体的“边界构件”。
然而，就在肖尘和他的团队在AI伦理的“深海”中艰难探索“信标”与“边界”时，另一场关于“边界”的攻防战，在更加现实的舆论与政治战场上，进入了白热化。
美国国会关于《太空竞争与国家安全法案》的听证会，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支持法案的议员和智库专家，极力渲染“外国竞争对手”（特指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野心”和“威胁”，将“天梯”计划描绘成旨在“控制近地轨道”、“威胁他国卫星安全”、“破坏现有太空秩序”的“军事化项目”，并危言耸听地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强硬措施，将在“太空竞赛”中失去主导权，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未来。
“归途科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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