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四月。
暮春的江南，本该是草长莺飞、烟雨朦胧的盛景，秦淮河的画舫本该笙歌夜夜，扬州城的街巷本该商贾云集，可这一年的四月，江南大地却被一层沉甸甸的阴霾笼罩，连拂面的春风都带着刺骨的寒意，再无半分往日的温婉闲适。
法正亲率三万边军，自江北一路南下，铁甲铿锵，旌旗猎猎，马蹄踏碎了江淮平原的宁静，大军直压淮扬地界。这支军纪严明的精锐之师，没有丝毫停顿，直奔大明财赋根基所在的江南。几乎同一时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领东厂全数精锐，乔装分散，悄无声息却又声势浩大地踏入江南地界。
自大明开国以来，江南便是朝廷的命脉所系，这是朝野上下公认的事实。漕运河道纵贯南北，将江南的粮食、丝绸、瓷器源源不断运往京师，维系着皇城百官、京营将士与北方百姓的生计；两淮盐利冠绝天下，盐税一项便占了国库收入的三成有余；江南之地沃野千里，粮田万顷，桑麻遍地，苏杭的织造、徽州的商贾、扬州的盐运，织就了天下最繁华的经济脉络。户部历年账册清晰记载，大明朝七成以上的国库收入，皆出自江南这片鱼米之乡，这里是大明的钱袋子、粮袋子，是支撑王朝运转的核心腹地。
可谁都清楚，这片最富庶的土地，也是大明朝沉疴最深、顽疾最烈的地方。
两百余年的繁衍积淀，江南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利益网络。世代簪缨的世家大族，自唐宋便扎根于此，历经数朝更迭，根基深植于乡土与官场，族中子弟遍布朝野，田产横跨数府，奴仆成千上百，早已是地方上只手遮天的存在；官场之上，从布政使司到府县官吏，从盐运衙门到漕运总督，上下级官员相互庇护，师生、同乡、姻亲关系缠缠绕绕，结成了密不透风的官场网；垄断盐铁贸易的富商巨贾，个个富可敌国，却从不满足于商贾之利，斥巨资贿赂官员、攀附权贵，以钱财借势，以权势护私利；把持漕运的水帮把头，掌控河道咽喉，勾结兵备道与漕商，私设关卡，中饱私囊；更有京中皇亲国戚、勋贵远亲，将触手伸向江南，或是置买田产，或是参股盐漕，或是与世家联姻，借着皇家的名头，在江南大肆敛财。
这一张张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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