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要赢得地方上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时候回来，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你的进步问题了。”组织部的人说话向来留三分，可郭鑫听懂了那没说出口的三分——干好了，副处；干不好，继续在乡镇待着。
时间紧迫，任务明确。郭鑫深知，要想在基层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必须要有所作为。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硬道理。只要在挂职锻炼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回去就会升迁。为了出政绩，他顾不了那么多。在政绩面前，什么都得让道——包括一块无字的石碑，包括一个老太太的眼泪。他在规划局待了五年，见过太多因为“个别群众不理解”而搁浅的项目，也见过太多因为“做通了思想工作”而顺利推进的工程。他知道，这种事拖不得——越拖越复杂。
于是乎，他不顾甄贤婆婆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召开了政府工作会议，指示修建新街的工程按照规划进行。会议室里，他把规划图摊在桌上，用手指着那条红线穿过的地方，说：“规划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意见就随意更改。这座碑我们会妥善安置，但工程不能停。施工单位明天进场，先把周边清理出来。”他的决定，无疑是在甄贤婆婆的心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消息传开后，整个重阳镇都沸腾了。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说这新镇长也太不讲人情了，甄贤婆婆等了五十多年，等的就是那块碑，你说拆就拆？也有人替郭镇长说话，说发展是大事，不能因为一块碑就耽误了全镇的前途。两派人在茶馆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刘老倔蹲在榕树下抽旱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你们说，要是甄贤老将军真的回来了，看见碑没了，他怎么想？”
甄贤婆婆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卧床不起。她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这座纪念碑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你们怎么能就这样把它拆了呢？他还没回来……他还没回来啊。”月生伯伯端着药碗站在床边，碗里的中药汤子已经不冒热气了，可甄贤婆婆还是不肯喝。她把脸转向墙壁，说了句：“别劝了，我不喝。”
月生伯伯在床边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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