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红军。他在叫“红军”。一个国民党团长，陈诚的亲侄子，在发高烧的时候，嘴里喊的是“红军”。她的心跳漏了一拍，后背一阵发凉。她盯着他的脸，想从他烧得通红的脸上看出什么——是梦话？是胡话？还是——她不敢往下想。她的手没有抽开，但她的手心开始出汗。李红军。他不是在叫部队的番号，他在叫一个人。一个姓李名红军的人。或者——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红军”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那支队伍。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翻江倒海的。她想起他走错路，想起他延误战机，想起他放走俘虏，想起他给红军治伤，想起他在赤水河边按兵不动，想起他拒绝参加清剿。所有的碎片在她脑子里拼成了一幅画，一幅她一直不敢看、不敢想、不敢承认的画。
他通共。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她心里，又细又疼。她是特务，她的职责是查出通共的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她查了他大半年，记了满满一本子的“疑点”，发了无数封电报，写了无数份报告。现在她听到了。从一个国民党团长嘴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红军”两个字。但她没有动。她坐在那里，让他的手握着。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他的手烫，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写进报告里，发到南京去。她应该站起来，走出这顶帐篷，把今晚听到的一切告诉老魏——不，老魏已经走了。她应该告诉小陶，让他发一封加密电报。她应该做这些事，这是她的职责，是她从加入复兴社那天起就被教导要做的事。
但她没有。她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脸。他的眉头皱着，额头上全是汗，嘴唇干裂，脸色苍白。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通共的间谍，像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红军。她不知道他在遵义城墙上说的“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他烧糊涂的时候叫的那个名字，是人的名字还是队伍的名字。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的手握着她的手，没有松开。她坐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她把手轻轻抽出来，站起来，走到帐篷口。晨光从东边照过来，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把那盆已经凉了的水端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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