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员，是走不动的人，是这条路上被淘汰的人。他下不了手。他宁愿得罪人，宁愿被骂，宁愿被怀疑，也不愿意做这件事。
其他部队在黔北烧杀抢掠的消息，陆陆续续地传回来了。川军的一个团在茅台附近搜山，抓了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就地枪决了。黔军的一个营在土城那边烧了一个村子，说村里人给红军送过粮食。中央军的一个连在遵义南边抢了几头牛，杀了吃了，老百姓告到县里，县里不敢管。补充团按兵不动。士兵们每天照常训练，照常吃饭，照常睡觉。没有人去搜山，没有人去抓人，没有人去烧村子。有人问为什么不去，老兵说，团长不让去。新兵问为什么不让，老兵说，团长说咱们需要休整。新兵就不问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休整，但他们知道，不去打仗总是好的。
当地老百姓开始议论了。那些从山里逃出来的人，那些没有被烧掉村子的老百姓，那些听说补充团没有来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补充团的团长是个好人。有人说他给红军俘虏治过伤，有人说他从来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有人说他路过村子的时候还帮人修过房子。这些话传到了沈碧瑶耳朵里。她站在营地边上，听着两个老百姓在远处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但她听清了——“补充团的团长，是个好人。”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小本子，攥了很久。她想起他在遵义城墙上说“我想要的，你给不了”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她想起他在赤水河边说“你们是对的”的时候，声音很平。她想起他拒绝参加清剿的时候，说“让我去杀那些伤病员，我做不到”。她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但她知道他不想要什么。他不想要那些东西——那些别人拼命想要的东西——升官、发财、杀人、立功。他什么都不想要。
当天晚上，沈碧瑶坐在帐篷里，面前摊着那个小本子。她翻开新的一页，写道：“他不去清剿。他又一次做了别人不会做的事。”她写完这行字，看着它，看了很久。笔迹歪歪扭扭的，不像一个特务组长写的。她把本子合上，放在抽屉最深处。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写了给谁看。她只是觉得应该写下来。也许有一天，她会把这个本子拿出来，看看自己曾经记录过什么。也许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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