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会议记录被送到了南京。
吴逸志的报告写得简明扼要，把各部队的伤亡情况、追剿进展、存在的问题都列得清清楚楚。关于陈东征的那部分，他只写了事实——走错路、延误战机、虚报战功——没有加任何评论。最后一句是：“该员系陈诚长官亲侄，其行为是否妥当，应由陈诚长官自行处理。”
这份报告在军政部的桌子上放了三天。
第三天，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走进办公室，翻了翻那份报告，看到“陈东征”三个字，眉头皱了一下。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然后他把报告放进抽屉里，锁上，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陈诚的人打了招呼。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没有人追问陈东征的责任，没有人调查补充团的“追而不击”，没有人去管那些虚报的战功和放走的俘虏。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泛起几圈涟漪，然后湖面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那些死去的士兵，躺在贵州的荒山野岭里，永远地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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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补充团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
沈碧瑶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这件事的。她的叔叔沈清泉在南京有朋友，有人把会议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又写信告诉了沈碧瑶。
信是托一个路过的军官带来的，信封上盖着“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印章。沈碧瑶拆开信的时候，小陶正在旁边调试电台，老魏在擦烟斗。
她看完信，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
“组长，怎么了？”小陶问。
沈碧瑶没有回答，把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她站起来，走出帐篷，站在营地边上，看着远处的山峦。
山峦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淡蓝色的光，层层叠叠的，像一幅水墨画。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松针的气息，凉丝丝的，让人清醒。营地里，士兵们在收拾行装，有人在骂骂咧咧地打包，有人在生火做饭，炊烟升起来，在风中飘散，像一团灰色的雾。
沈碧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她在想那封信的内容。
薛岳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追查陈东征的责任，“杀一儆百”。但薛岳没有同意。他说：“陈东征是陈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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