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品，这个好像是一等奖的奖品。”
“一等奖就给枕巾和脸盆？”大龙瞄了我一眼。
“当然不是，一等奖给奖杯的。”孙主任笑着解释道，“当时，我们后勤部几个人商量，一等奖给奖杯，二等奖给运动背心，三等奖将给一个圆镜子，后来有人说一等奖只给奖杯有点少，就又加了一对枕巾和一个塑料盆，还在枕巾和塑料盆底上描了字样。”
“只有第二届是这些奖品吗？”我问。
“是，我记得第三届的奖品就是茶杯茶具了。”孙主任答道。
“孙主任，您还记得第二届运动会的一等奖有几个人吗，都是谁吗？”师父开口道。
“这个，我是真的记不得了。”孙主任想了想，“我就记得我外甥女得了一等奖。”
与孙主任视频通话结束后，我和师父还有茶壶已经饿得发昏，就在魏厂长家附近的一家包子铺吃了点东西。
“第二届运动会是1994年举行的，也就是说死者大概是1994年至1997年之间被害的，这样也就缩小了死亡时间区间。”我一边吃包子一边说。
“没错，不管是死者还是凶手，一定和当时的一等奖获得者或多或少存在关系。”师父也认同了我的分析。
“老板，再来一屉水煎包。”大龙招呼道。
“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怎么还点？”我问。
“今天还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嘛！”大龙笑笑说，“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往小了说是吃包子，往大了说就是保护大家的革命本钱。”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开了八个小时的车子，终于在次日清晨，辗转见到了定居外省的孙主任的外甥女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