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初夏
自打年初日本定下华北分离策略，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便频频制造事端，蓄意挑衅。
先是借口天津汉奸报社社长遇刺、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大肆制造舆论，扬言中国破坏此前协定，公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在北平、天津街头武装示威，关东军更是重兵集结山海关、古北口，剑拔弩张，摆明了要逼迫南京签下新的卖国条约，一步步蚕食华北主权。
消息传回南京，娘希匹先生一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敢与日军正面抗衡，只想一味妥协退让，将所有烂摊子尽数推给北平军分会，全权交由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以及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负责，授意二人尽量满足日方要求，息事宁人。
黄郛何等精明，早前便经手过《塘沽协定》，深知与日方谈判、签下这类出卖国土的协定，注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沦为举国声讨的汉奸。
此番日方要求愈发苛刻，不仅要国府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东北军，罢斥抗日态度坚决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还要取缔河北境内所有抗日团体，彻底出卖华北主权，这等祸国殃民的协定，他断然不肯再沾手。
接到娘希匹先生的命令后，黄郛二话不说，直接递上辞呈，对外宣称自己身染重病，无法履职，当即撂挑子下野，躲得干干净净，把这个天大的黑锅，彻底甩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独自留在北平，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与南京的施压，焦头烂额，骑虎难下。
他心里清楚，这份协定一旦签下，自己必将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思来想去，他猛地想起一人——刚刚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坐镇山东的刘珍年。
刘珍年在山东极具话语权，何应钦当即打定主意，要拉着刘珍年一同参与谈判，共同签署协定，一来能分担舆论压力，二来有刘珍年参与，也能显得这份协定是多方商议的结果，自己不用独自背负骂名。
当天，一封加急电报便从北平军分会发往济南，送到了刘珍年手中。电报里，何应钦言辞恳切，以委员长身份，命令刘珍年即刻动身赶赴北平，参与对日谈判，共同商议对日协定事宜。
刘珍年拿着电报，反复看了数遍，嘴角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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